“减税元年”来了，“节支元年”还会远么 | 戊戌镜相
这是搜狐评论年终策划“戊戌镜相”的第五篇。
文丨宋金波
即将过去的2018年，可谓波澜起伏的一年，对很多企业与企业家而言，更是如此。
2018年，“减税”从一个舆论热词，落实到现实改革中。“减税”，也注定成为解读2018年的一个关键词。
11月30日，国家税务总局交出了个人所得税改革启动以来的首个申报期的“答卷”。
在这份“答卷”中，“改革实施首月，全国个人所得税减税316亿元，有6000多万税改前的纳税人不再缴纳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数据显示，改革实施首月，工资薪金所得减税304.1亿元，减税幅度41.3%，工薪阶层普遍受益。”
“改革实施首月”，这相当于将2018年定义为“专项突破”的“减税元年”。
可以认为，这轮减税，是官方对民间呼吁的一次正面、及时回应。当然，这也符合“共克时艰”的提法。既然是“共克”，就不应该是民众单方面的体恤，也需要政府的政策跟进。
2018年，与减税同时推进的，是年初就确定的征管机构改革。在这轮机构改革中，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具体承担所辖区域内的各项税收、非税收入征管等职责。
征管体制改革与减税，是两个范畴的事情。不能说征管体制改革会促进减税，或者相反，会阻碍减税。反过来，减税也不会直接导致征管体制的变化。但是，这样两件大事在2018年毕竟是撞在一起了。
2018年7月20日，全国县乡国税地税机构正式合并，所有县级和乡镇新税务机构统一挂牌，标志着全国省市县乡四级税务机构分步合并和相应挂牌工作全部完成。图为新组建的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湖里区税务局挂牌。
征管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在于，即便仅仅是形式上，国税地税分立也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重要象征。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重要性，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财政史上，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今天中国的经济面貌，或者说，从19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一系列经济发展路径的形态，都与此次改革有关。有说1994年分税制改革“拯救了崖边上的中国财政”，就当时局面而言，不算过分。
实行分税制改革，主要目的是理顺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关系，调动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积极性，保障中央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和宏观调控能力增强的财政体制改革需要。简单来说，是为了保中央财政。
征管体制改革何以在今年进行？对此的很多解读缺乏解释力。比如把精简机构、节约征税成本作为改革出发点。有些是循环论证，把机构合并后的影响说成“可以简化程序”，或是“提高权威”，或者“推动征税技术的进步”（如某个征税软件）。
放在更大的视角，2018年的征管体制改革，究竟是在1994年改革基础上的折返，还是把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作为一种中继？设若1994年分税制改革是促进了中央财政能力的提升，那么接下来中央财政权力会继续集中，还是会倾向于对地方适当放权？
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当然有着完全不同的指向。
一个是1994年以来至少最具形式意义的征管体制改革，而1994年分税制改革又可以视为1992年“南方讲话”的直接成果；另一个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具公共影响和关注度的“减税”。两者的相遇，是一种合拍共振，或是一种巧合下的悖论，无论答案是什么，都具有显然的节点意义。
如果我们把此次税务征管体制改革视为自2013年以来执政理念在局部施政领域的自然结果，那么，始于2017年的国际减税潮流，则是一个显得有些意外的变量。
这次减税，始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减税措施。
2017年12月22日，特朗普在白宫签署《减税和就业法案》，并于201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2018年以来，美国经济、通胀和就业数据持续亮眼。特朗普减税被视为造就这些经济数据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当地时间2017年12月22日，美国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签署1.5万亿美元税改法案，此乃美国最近逾30年来最大规模减税行动。
按照天津大学李炜光教授的归纳，特朗普此次减税的原则和特点有四点：第一点，简化和公平税制；第二点，大幅度为中产阶级家庭减税；第三点，为企业降低税率，以创造就业和提升工资；第四点，促进万亿海外利润回来。
需要强调的是，特朗普多次声明这次是“减税”，不是“税改”，与此前的美国税改划清界线，因为这次以“减税”的特点最为突出。企业税制变更的力度明显超过个人所得税。
特朗普减税不仅对美国税制产生重大影响，也倒逼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加大减税力度。2017年，日本、英国、德国、法国、印度纷纷宣布减税计划，主要涉及个税和所得税。包括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都在减税。马来西亚消费税由6%降到了0%。在这一潮流下，税制竞争力已经成为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减税潮流后面，还有一个全球性政治“向右转”的大背景。可以看到，近两三年，从欧洲到南美，世界多国的左派政治领导人，推崇福利的政策，普遍在选举中遭受了挫败。一轮洗牌后，“国退民进”的政策倾向逐渐成为世界主流。
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一些国家通过选票对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分配不公进行反制与修正。
所有意识形态的变化，都会首先在财政上体现出来。
早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前，财税就是决定国家兴衰的问题。尽管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后，财税体制在形式上有了异常繁复的发展，但是，财税与国家在整体关系上的本质没有改变，基本的规律没有改变。
只要回顾一下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国家的过程，就会发现税收是一个核心问题。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英国的光荣革命，都可以上溯到大宪章中“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税收不仅是政府与人民围绕财富分配的博弈，也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一种契约。
税收得多，国家做的事情就多，反过来，国家要做的事情多，税就要收得多。道理如此简单，以至于任何情况下，包括在中国封建王朝，一遇到治理问题，或者是屡经战乱，人民需要休养生息时，中央政府最先想到的，一定是轻徭薄赋。这个思路从春秋战国时晋文公提出“薄敛”就存在了。
但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在近现代，不管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不管“减税”是出于复杂考量还是治理直觉，也不管是政治正确还是技术上的权宜之计，“减税”都不可能一直减下去，或者在非常长的时期维持在很低税率上。
当地时间2018年6月29日，美国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办《减税与就业法案》通过6个月庆祝仪式，特朗普邀受益人出席。
道理同样简单：总有些事情是需要政府办的，或者说，是政府（执政者）认为需要他们办的。比如国防，比如扶贫、水利、外交……诸如此类。用钱的地方多，财政盘子就要扩大，就和减税形成了不可调和的冲突。就算在号称推崇“小政府”的美国也不例外。“小政府”只是政府管制的领域少，但通过美国政府花出去的钱可一点不少。
减税永远是有限度的。任何政府永远都不可能回避减税带来的最大问题：财政赤字。特朗普政府也只是通过紧缩开支在一定范围取得了腾挪空间。
从全球范围内看，“减税”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成立的天然政治正确。对一个国家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保证税收政策决策流程的有效性。
一项新的税收政策出台之前，需要很多支持信息。国民经济数据的准确反映，国民意见的正常表达，在专家和公共舆论层面的反复、透彻、可见的讨论，能为最高层的决策提供极为重要的决策依据，避免决策者头脑一热，或者仅仅做出一些意向性的决策指向，却缺少具体的政策细节。
比如特朗普减税。我们可以说特朗普做出了一个减税的行为，但也可以说，他是在若干经过充分讨论的财政工具中选择了他认为最有效的。因为包括减税在内的若干财政措施，其实在他的智囊如纳瓦罗之前数年的论文中就已经抛出，并经过了公开的讨论。特朗普的减税也与他整体的政策相匹配。
因此，特朗普他的减税政策在出台时，其实并不算意外，后续政策选择也基本处于可以预期的确定性空间。包括面临的财政赤字问题，特朗普也确实在努力地为美国政府省钱，反之，如果他这时还在大手大脚到处花钱，那么任何人都可以认为这是一次拧巴的、缺少诚意的减税。
国家财税之重要，首先当然是如何赋予收税的权力。即使暂时不讨论这一问题，也应该把纳税人的权利问题重视起来。
如果说，税收目的是为了支持政府提供有效、必要的公共服务，那么，对这些公共服务必要性、有效性的评估，就不能不充分考虑到民间意见，包括大众舆论以及专家的反对声音。
同样，减税的必要性，政策节点，都应当允许有足够充分的讨论，以免错过最好的时间窗口——如果减税确实必要，那么早一日选择减税，效果就会更好。
此次减税，展示出了与以往不同的一面。从企业家到经济学家，都有自己的发声，比如曹德旺。有经济学家还曾用“死亡税率”来形容中国的税负。只是无法确定这些意见是否进入了官方视野。
4月11日，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税改：‘抢跑’经济的竞争力’”分论坛在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出席。
在政策出台期间，还有多次反复，甚至出现了媒体所谓不同部门间的“互怼”。略显混乱的局面在最高层明确表态和喊话后，才告终止，并继而出台了相关政策。减税时机比最佳时机可能更晚，幅度也可能与公众预期有些差距，但展示出的相对更具开放性的决策可能，或许是一种收获。
但从税务部门的角度来说，只有他们才能感受到减税带来的真正“痛苦”，也就是难以削减的财政支出需求与被要求削减的税收的矛盾。前者远不是一个部门所能影响和解决的问题。
任何部门在类似情况下，都只能想尽办法在普遍减税的前提下，找出新的税收增量，而且不能表现出税收部门有了超越法定权限的任意酌量的权力。2018年年底出现的影视工作室被约谈补缴税款的新闻，或许可以作为这一困难境地的旁注。
更重要的是，要维持长期的减税，使减税获得政策制定者预期的正面效果，仅仅在财政的供给侧寻求突破显然不够，更要实现对财政支出一端的有效监督与制约。2018年“减税”究竟在多大的意义上具有节点价值，惟有通过后者的推进程度，才能准确判断。
时间如期卷走2018年。在传统的日历上，这一年是戊戌年。
万千纷乱的人事，不定沉浮的国族焦虑，数以亿计的内心幽暗，台上与背面那中外潮涌和矛盾，再度镌刻且塑形每一个中国人，为奔腾苍茫的大历史新添一些篇章。
我们深知，关键不只是已经发生的那些事，而是我们看待它们的方式。
从千年未有之变局，到百年间兜兜转转的恒定命题，及至当代四十年、最近数年的时代变迁，最终投射到被称作国民的“你”身上。
“你”在2018的境遇，不仅仅是生而为人必须为之的考量，也是我们评论的侧重。
搜狐评论年终策划，将推出七篇系列评论。我们立志在看似“俗不可耐”的潮流涌动中萃取社会现象，用它们来观照国人的境遇，阐释这些境遇所编织的现实，分析由它们驱动或改变的未来。
——霸座的日常冲突中蕴涵着什么？
——年轻人何去何从？
——女性的新局面如何铺陈、旧束缚如何纠缠？
——民企变局为哪般？
——税收怎样讲述国家照料民众的新故事？
——从网络到现实的战狼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大师接连离逝，几代人的记忆如何崩塌与修复？
万宗归流。所有人在2018年汇流的境遇，既突出历史又强化现实；而境遇的总和不是指向某个答案，却凝结成“未来何如”的急切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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